芜湖浆染业 因何在明代“称雄”全国
发布日期:2019-5-26 浏览:8737
今日芜湖西门系当年阮弼捐资所建
浆染店所用的“佳石”
《天工开物》中介绍芜湖浆染业的图片
说起浆染业,凡了解芜湖的人都知道,它是明代这座江南小城的名片。被誉为“中国17世纪工艺百科全书”的《天工开物》一书中就说:“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可见芜湖浆染业的历史地位。历史学大师翦伯赞也曾在他的《中国史纲要》中作过总结:明代全国形成五大手工业中心区域,它们是松江的棉纺织业、苏杭的丝织业、铅山的造纸业、景德镇的制瓷业和芜湖的浆染业。
明代芜湖是全国五大手工业中心之一
“所染赫蹄之精,盛传海内外”是明朝时期人们形容芜湖浆染中心的盛况。何为“赫蹄”呢?这是西汉末年流行的一种小幅薄纸的代称,唐宋以后通常被解释为染色纸。康熙和乾隆年间的《芜湖县志》上就列举了芜湖的驰名方物之一的硃砂笺纸,又名万年红。它鲜艳无比,永不褪色,是“赫蹄”的一个有名品种,早在明代就誉满天下,远销海外。
那么,当时芜湖浆染业为何如此发达呢?一是明代的皖南一直是官府重要的纺织品供应基地,织造业带动了浆染业的发展。永乐年间,明政府在歙县设立了官营染织工场织造局,后又陆续增设了宁国府,广德州两处织染局。到明中期,全国共有22个织染局,皖南就占3个。织染局每年要向官府上交一定数量的纺织品。明代芜湖的浆染业分为生产色纸的色纸业和染棉布的浆染业两种,染布的浆染业尤为出色。松江织布,芜湖染色,已是当时棉布业商人的习惯做法。
另一个原因则和一个叫阮弼的徽商有关了。明前期,芜湖已有十几家小染坊,生产青光布,远销国内外。但因色彩单调,渐渐销路滞缓。嘉靖年间,阮弼来芜湖经营浆染业。阮弼自幼入学,智商极高,也很勤奋,与他同师、后来中第担任户部尚书的鲍某曾自叹不如。但家道的破败,使阮家难以支付入学的费用,他含泪辍学,向父亲要了一笔钱,说是“贾于四方”,第一站就来到芜湖。
阮弼为何把行商的首要目标选在芜湖呢?答案有两点:一是他发现芜湖为“襟带一都会也,舟车辐辏,是以得万货之情”,不仅交通发达,而且商情灵通;二是赫蹄即染色纸行业还没有人从事。于是,这个有着极高商业天赋的人,就聚集起一批贩运商,筹集了一大批货款,将芜湖染色纸载到留都南京转运全国,“利且数倍”。
从赫蹄局到芜湖市巨店
生意慢慢做大后,阮弼心想,何不在芜湖设立赫蹄局,由染坊主共同经营呢?这样可以节省运输费用,获利会更多。染坊主茅塞顿开,当即成立了总局,果然生意大增。于是,大家推选阮弼为“祭酒”,即相当于如今的行业总会会长,并在全国各商业“要津”处设立分局。芜湖不仅很快成为全国“赫蹄”的生产批发中心,而且实行了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的转化,从染色纸即“赫蹄”开始了他们兴旺的染色业生涯。
棉布的浆染质量,在器具上取决于碾压的碾石质量。芜湖东南有大、小荆山,出产石料是做碾石的上等材料,时人称为“佳石”。阮弼以雄厚资本,购得大量的碾石原料,又从皖南及苏南等地聘请了一大批技术工人,使芜湖浆染质量大大提高。原来由手工织出的本色棉布,表面粗糙,经过压光浆染后,色彩艳丽,布面平滑,一时畅销江苏、浙江、湖北、山东、河南、河北等地。宋应星在《天工开物》上对此作了介绍:“凡布缕紧则坚,缓则脆。碾石取江北性冷质腻者(每块佳者值十余金),石不发烧,则缕紧不松泛。芜湖巨店首尚佳石。”
据《木棉谱》记载,碾布作业的情形是:“下置磨光石板为承,取五色布卷木轴上,上压大石加凹字形者,重千斤。一人足踏其两端,往来旋转运之,则布质紧薄而有光。”不知这套工具还是否存世,倘若有之,芜湖乡土旅游又会增添一道靓丽的风景。阮弼去世后,他的两位侄子有所创造、有所拓展,在芜湖设立浆染业总局,号称“芜湖巨店”。从赫蹄局到芜湖巨店,芜湖走完了一条由染纸到浆染的道路,最后奠定了全国浆染业中心的地位,追溯之源,阮弼当然功不可没。
创业者阮弼名彪青史
历经明代弘治、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五朝的高寿者阮弼,是安徽歙县人,出生于一个破落地主的家庭。在他的事业发达之后,乐善好施,仗义疏财。更有三件事凸现了阮弼的儒侠精神,也使他声震寰宇、名彪青史。
第一件是率众御倭。明嘉靖三十四年即公元1555年,一股倭寇从浙江杀入徽州,又从徽州北上迫近芜湖。芜湖没有城池,“守土者束手无策”,官兵们争相逃窜。年已54岁的阮弼站了出来,以他的崇高的声望,“倡贾少年强有力者,合土著丁壮数千人”,成立了保乡团,并对天发誓力抗倭寇。凶悍的倭寇看到没有城池的芜湖商民如此众志成城,只好“宵遁”。
第二件是捐修道路。明代芜湖至南陵数十里的道路“险而淖”,不仅“病行者”,而且不利于转输。倭寇从芜湖城边“宵遁”后,直逼南陵,芜湖县丞陈一道率兵赴南陵“防剿”。艰险而又多泥沼的道路,让陈一道等人吃尽了苦头,等到赶赴南陵时,官兵们已是强弩之末。以逸待劳的倭寇在用手接住官军射来的无力的箭后,“防剿”的明代官兵“皆奔窜”。这之后,官府想修路而无钱,阮弼再次挺身而出,捐出重金,并倡议芜湖“诸贾”解囊相助。一条以砖石铺砌的平整大道从此将芜湖和南陵连结起来。
第三件是倡筑城垣。明万历二年即公元1574年,在继上次劫走芜湖县衙金库7000缗铜钱后,盗贼又劫走5800缗铜钱。事发之后,芜湖官民恢复芜湖城垣的强烈要求终于被朝廷批准。但筑城之费从哪里来?上峰找到阮弼,请他“扶义倡众”。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应召”带头捐出重金,3个月之内就将城墙砌筑起来。芜湖的4座双层楼城门和3座便门需费两百两黄金,阮弼又捐出巨款独自兴筑了芜湖西门城楼。公元1681年,芜湖城垣“如期而告成事”、“城完而坚”,被朝廷誉为“百城之冠”。
为了表彰阮弼的功勋,朝廷一是对他予以赐级,并将他名列榜首。对此,阮弼坦然承受;二是当局将芜湖西门城楼命名为弼赋门,以示表彰。三是阮弼的老乡、文学家汪道昆为阮弼作了一篇《明赐级阮长公传》,收在《太函集》第三十五卷中,了却了老人的夙愿。因为老人的侄子阮汝鸣和侄孙阮国政曾向汪道昆说了老人被赐级后的一番心声。原来老人在被赐级后喊来了侄子和侄孙,要阮汝鸣和阮国政把染色事业继承下去,并开拓发展起来。
阮弼的后人没有辜负他的期望,在开拓创新中把芜湖推向全国五大手工业中心之一的平台。但发达的芜湖浆染业在近代中国却遭到灭顶之灾,这是为何呢?
原来,公元1876年芜湖开关之后,大批价廉物美和丰富多彩的“洋靛”即洋颜料闯入中国。它们和其他的洋货一起横冲直撞,睥睨一切,占领市场,导致芜湖大批染坊破产。据《芜湖县志》载,光绪年间,芜湖染坊“仅数家”。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浆染所需的靛“日渐昂贵”,每桶由四五元涨到二十八九元,芜湖染业“以货底太贵之故,遂为减色矣”。昔日驰名的红坊所染的大红头绳,“自洋绳入口,逐渐式微”,处于一蹶不振的地位,以致时人慨叹:芜湖浆染业“不能专为一业矣”。
芜湖浆染业从明朝的繁盛到清朝的日渐衰微,这可以看作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手工业的缩影,也可以说是开关后的芜湖必然要经历的阵痛。